那青年听闻老司寇的肺腑之言，心中莫名感动。
这是他到这个世界以来，最为温暖的时刻，于是整肃装容，起身作揖，一脸肃穆的说道：
“叔祖大恩，伯弢，铭记于心。他日若有寸进，定以全力报答，不负厚望！”
老司寇看着李伯弢满脸的欣慰，抬头微仰，似乎沉静在以往的岁月之中。
有明一代，浙江道处州府缙云县科举之盛，为附近州县罕匹。
其中翘楚，便是我缙云东门李氏。
自先祖，宗楷公于宣德五年高中进士以来，迄至自身，已是一门八进士，名震一方！
更为世人所称颂者，正是我与兄长同出一门，皆登皇榜，先后进士出身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可没想到，下一辈子侄，皆资质平庸，或因时运不济，李氏一族自李志兄弟二人之后，无一人出仕。
兄长已然过世，自己也快是耄耋之年，可族中子弟竟无人成器！
若待自己故去，莫非家族就要在自己手中中落！
自己两眼一闭自是不打紧，可族中数百人，又有谁守得住这份家业。
原来这李志乃正二品京官，靠着田赋的优免，接纳乡邻四里的投献，使得整个李家在缙云也算积累了八千亩的田地。
其中，他还拔出两千亩田地作为公田，所得悉数用于族学兴办，不仅供族中子弟求学，也惠及周围乡里寒门学童，免除一切学杂费用。
这李志为官乃是清廉自持，为人方正，超过优免的田地，便不再接纳投献。
可如今，他乞骸骨归乡之后，优免的田地将会少去十之有四。
原来在明朝，按律京官一品免田赋一万亩。
之后便是以下递减；
至七品免田三千七百亩，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；
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；生员、监生优免八十亩；
而致仕，则免本品十分之六，也即原先一千亩的土地，只能免六百亩地。
若是外官，非京官则所有优免的土地减半；
这就是为什么，整个大明朝，众多官员打破头都要做京官的原因，之一吧！
毕竟可以增加一倍的优免。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之间，李志已是白头，心中焦虑可想而知。
在等了足足一甲子之后，终于在孙辈之中再现天资卓绝之竖子，真是可喜可慰，家门不负！
李伯弢考上进士，成为七品，可得减免田赋之数，正好和李志致仕之后失去的差不多。
如此一来，李家便不致损失三千余亩投献之田，亦可保住这部分粮租收益。
毕竟，李氏一门是乡中有名的士绅，投献土地皆是自愿，也来去自由，万万做不出，强占土地之事。
因为，投献从法律上讲，这土地归在家主名下，真要是碰上个劣绅，抢走也就抢走了，投献者纵有冤屈，也无从诉讼。
不过，这也打破了李伯弢昔日一直有的刻板印象。
来到明朝之后，他才明白这土地逃避赋税的方式，主要有三种：投献，诡寄和飞洒。
后两种都是中小地主使用的方式，而这些人基本没有官身，白话讲就是当地豪强。
正因为没有官身，免不了土地，所以他们需要买通胥吏，伪造黄册才行。
通过诡寄把土地伪造到有功名的人家——这户人家有可能知情，也有可能不知情。
而通过飞洒，将土地分散成小块，伪造到大量的自耕农名下——这些人并不知情，所以每年就会莫名其妙的多出不少赋税。
而唯一不用买通胥吏，比较安全的方式，就是投献土地到官宦人家，也即有功名的人家。
因此，投献土地者，既有自耕农，也有中小地主。
在明朝，很多所谓的“土地兼并”，其实主要是涉及逃税的土地投献，当然也有恶意兼并。
而基本上，乡邻之间的投献，大多会找一个有名望的当地士绅投献，这样在实质上也保住了土地所有权，不至于真的被强占去。
而这些被“兼并”的农民，其实反而过上了没有徭役赋税的日子，付出的只不过是远远低于前者的粮租。
如此一来，这类“土地兼并”既不会制造流民，也不会显著加剧本乡的贫富分化。
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徐华亭。
作为松江县首屈一指的大地主，土地多到数不清。
具体多少是众说风云：
按照海瑞的标准以及县府的登载是六万亩。
按照明人伍袁萃的《林居漫录》一说：华亭富于分宜（严嵩），有田二十四万。
按明人尹守衡《皇明史窃》上记录：田至二十万。
徐家一家从未分家，可谓是一门五官。
徐华亭乃一品少师，其弟徐陟乃三品刑部侍郎。
一子徐璠为四品太常少卿，二子徐琨、徐瑛同为五品尚宝卿。
如此一算，徐家门在松江一共可以免去两万亩到三万亩的水田，其中包括本族购买的田地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海瑞一开始，让徐阶退田一半，保有三万亩水田的原因。
哪怕是在海瑞看来，这优免内的投献土地已然成为官员合理的收入来源，毕竟明朝的官吏收入和前朝比是最低的。
因此，洪武之后，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是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律定薪资，另一个则是投献土地的粮租收入。
收入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低。
而仅从徐阶的例子来看，投献者又多是松江的中小地主。
让人意外的是，徐家超过三万亩优免土地的其他投献土地，是一直向官府交税的，并未有逃匿田赋，只不过是免除了徭役而已。
而这些人之所以仅是免除徭役，也要投献的原因在于，其实徐家真正核心生意是放贷生意或是金融生意。
通常都是以投献的土地作为质押，将银款借于投献者用于经商开店。
因为在明朝的中小地主手上基本没有足够的白银，去做大规模的生意，比如一次性拿出千两以上的白银。
这样徐家既可以有部分粮租收入，更有可观的利息收益，若是经营不善，则土地真正归于徐家。
所以，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有田者，也即自耕农的土地，徐家根本看不上。
最有名的例子是在隆庆时期，“孙克弘”一案中被抓获的徐家门人，孙五，朱堂，王忠，沈信和沈究学。
全部是投献土地的中小地主，他们拿着徐家的银贷和徐家一同开店做生意。
比如孙五投献的就是价值一千五百两银子的土地，在当时的松江是一百五十亩左右的上田，但他拿到的徐家贷款超过了两千两白银。
根据万历时期礼部尚书于慎行的《谷山笔麈》记载，徐家的金融生意还做到了官府头上。
在徐阶还未被整肃的时候，松江府每年入京税赋，一律是通过徐府来提取银款。
也就是赋银存于松江徐家，官员拿着质票再到京中徐府解银，徐家从中收取三成过银费，也就是佣金。
之所以官府愿意这样做，很有可能是，解押银两运输的费用远高于三成。
因此，直到来到明朝许久之后，李伯弢才想明白，之后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似乎和土地兼并关系不大。
那么和田赋有关吗？有关也无关！